长篇连载 德国爱情故事 第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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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次看到杜塞尔多夫的电视塔,我都会想起嘉宝。

我第一次主动跟嘉宝说话是在DSH(德语语言考试)的考场上。考场设在上大课的阶梯教室里,同排考生之间的间距很大,根本无法进行抄袭,所以坐在我正前方、低一阶考位上的嘉宝成为了我唯一的潜在救星。

嘉宝手里娴熟地转着圆珠笔,目视前方,对坐在背后抓耳挠腮的我视若无睹。我鼓起勇气,探头轻轻地对她说:“姐,拉兄弟一把吧!我靠自己肯定考不过去。”嘉宝回头瞥我,眼神中写满了鄙夷。关键时刻,我也顾不上要脸了,腆着脸又说:“帮完我这个忙,不用下辈子,我这辈子就给你当驴作马。”嘉宝冷冰冰地对我说:“早干嘛去了?”这句无情的风凉话是嘉宝这辈子对我说的第二句话,第一句是在四个月前。

四个月前,趁德语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的工夫,我低声给坐在身旁的刘丹讲黄色笑话:“话说两个醉鬼去找小姐。妓院老板看他们俩那熊样,一人塞给他们一个充气娃娃。第二天早上,两个男人碰面。其中一个说,那个妞整夜一声不吭,真没劲。另外一个哆哆嗦嗦地点着一根烟说,太吓人了,亲热到一半,只听‘砰’的一声,她就飞走了。”刘丹听到此,忍不住笑出了声。德语老师听到笑声,转头看我们。我赶紧摆出一副无辜的样子,刘丹拼命遏制笑意,憋得满脸通红,活像关公转世。

下课后,嘉宝走到我面前,义正词严地对我说:“请你们上课的时候认真一点,不要总丢我们中国学生的脸。”我刚想反驳,她已扭头离去。从此,我和嘉宝之间算是结下了梁子,见面连招呼都不打。嘉宝的学习态度无比端正,总受老师的表扬,课余时间都献给了学校图书馆,与我这类具备留学垃圾潜质的人士相映成趣。内心狭隘的我曾指着嘉宝的背影,恶狠狠地对刘丹说:“这种装逼女我见多了,来德国的目的就是为了嫁老外。她以后不嫁老外,我死去!”

嘉宝说完今生跟我说的第二句话,把头扭回去,继续玩开转笔。生死关头,脸不如屁股值钱,我对她放出狠话:“如果你让我抄,我请你吃半年饭。”嘉宝对我赤裸裸的“诱惑”置若罔闻。我心说,完了!

我认为德语是一个十足变态的冷笑话,光是定冠词就足以令人崩溃。定冠词标志着德语名词的语法属性,分为阴、阳、中性。男人是阳性,女人是阴性,这算是符合正常逻辑的。男孩是阳性,女孩却变成了中性,我还能勉强理解这是为了防止未成年人早恋。可是门是阴性,椅子是阳性,窗户是中性,电脑是阳性,鼠标是阴性,电脑系统是中性,这又是为什么啊?苍天啊,大地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啊?

趁我胡思乱想之际,考试开始了。胡诌了十几分钟,别说名词属性了,我慌张到连自己的性别都快忘了。正当我心灰意冷地准备缴枪投降时,突然发现坐在前方的嘉宝把考卷推到桌边,正好能让我窥视到内容。我精神为之一振,挥笔狂抄,边抄边暗自庆幸,幸亏她是一吃货,幸亏她是一吃货……

走出教学楼,我窜到嘉宝跟前,对她抱拳道:“多谢恩公出手相救!”嘉宝对我眨了好几下眼睛,说:“什么意思?”我“啧”了一声,说:“人家雷锋做完好事,还记在日记本上呢,你就别谦虚了。”嘉宝冲我翻了个白眼,说:“你少自作多情!”我真诚地说:“我是真心感谢你!你如果不是故意要我抄,何必把字写那么大?其实你多虑了,我视力特好,当年不是我爹怕我摔死,死活拦着我,我早报考飞行员去了。但是话说回来,你的好意,兄弟绝对心领了!”听到此,嘉宝忍不住嘴角上翘,随即又很担心地问我:“你不会都是百分之百照抄吧?”我安慰她:“放心好了,在抄方面我是专业级别的,前后颠倒,逆转乾坤,老师肯定看不出来,另外我还发现了你一处错误,Fenster(窗户)的属性是das(中性),你写成der(阳性)了。”

我之所以知道窗户是中性,是因为有一次我背单词的时候,进行无下限联想:窗户为啥是中性的呢?因为是由玻璃构成的,玻璃在早期港片里是用来形容同性恋的,同性恋阴不阴,阳不阳,属于中性。想到此,我查字典,发现Glas(玻璃)果然是中性,从此将这两个名词的属性牢记于心。

听完我的解释,嘉宝脸上的笑容说不上是讽刺还是赞赏:“你要是把那些小聪明都用到学习上,考试就不至于去抄别人的了。祝你能顺利蒙混过DSH。再见!”说罢,她作势要离去。我赶紧对她说:“大丈夫说话算数,我管你半年饭!”嘉宝听了,对我翻出一个比刚才更大的白眼。我迎着白眼继续说:“我知道你让我抄,不是真为了那口吃的,但是如果我不请,岂不是成了背信弃义的小人?为了不让我当小人,你就得让我请。”嘉宝见我摆出一副当街耍流氓的架势,无奈地笑了。

就这样,我和嘉宝算是正式认识了。

2

拿到DSH证书的那一刻,我感觉噩梦初醒,天变蓝了,草变绿了,连德语老师那张皱巴儿的老脸都变得和蔼可亲了。我走出教学楼,第一个拨通了嘉宝的电话,对她说:“今晚你想吃满汉全席我都请!”嘉宝说,既然你想出血,我就不客气了,我想吃杜塞尔多夫的北京烤鸭。

我发现嘉宝是个很有意思的姑娘,典型的口硬心软。在杜塞尔多夫的烤鸭店里,她举着菜谱跟我说:“钱带够了吗?”当我跟跑堂点完北京烤鸭,又点了两个热菜后,她却又反过来对我说,就咱们两个人,吃不了浪费。

饱餐一顿后,我挺着装满油水的肚子和嘉宝来到杜塞尔多夫火车总站等车回家。等车的时候,一名德国流浪汉漫步蹒跚地走到我们跟前,口齿不清地说:“请您给我点吃饭钱,我好饿。”我厌恶地对流浪汉摇了摇头。流浪汉正要走开,只见嘉宝从钱包掏出一欧元,放到流浪汉的手里。流浪汉说了声“谢谢”,缓缓离去。我提醒嘉宝,在德国没有人会穷到饿肚子。这种人八成把政府发给他们的救济金拿去吸毒了。嘉宝微笑着对我说:“他吸完毒,肚子也会饿。”

据说,喜欢上一个人只需要一瞬间。在嘉宝跟我说完这句话后,我喜欢上了嘉宝。此后,我几次给嘉宝打电话,约她出来吃饭,都遭到婉言拒绝。她对我说,父母挣钱不容易,你省着点花钱。我很想跟她说,我父母挣钱挺容易的,不用替我省,但怕说完这句后,她会误解我在炫富,更不爱搭理我了,只好作罢。

我读的专业是经济,嘉宝读的专业是平面设计,一大半课都不在主校区上。我们在学校里偶遇的几率几乎为零。为了提高偶遇的概率,我天天没事就窜进学校图书馆守株待兔。不知情的朋友们还以为我在学习方面知耻而后勇,殊不知我每次来到图书馆,先会抱着几本书装模作样地找座位,从一楼找到四楼,地毯式搜索,找不到人就站在图书馆门口抽烟待兔,抽掉半包烟后,悻悻而归。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我在学校图书馆三楼的角落里发现了嘉宝。她在专心致志地写作业,根本没有发觉我正在悄悄地向她走来。“真巧啊,你也在。”我压抑住心中的激动之情,细声细气地对她的侧脸说。她抬起头,看到是我,冲我笑了笑说:“是你呀!”我厚着脸皮把书放到她学习的桌子上,一屁股坐到她对面。她没有做出任何表示,继续一心扑在学习上。既然坐下了,我多少也得意思意思,于是翻开一本“宏观经济学”,装模作样地读了起来。这本“宏观经济学”虽然属于初级教材,但一句话里倒有大半句我看不懂。我以每分钟抬眼偷看嘉宝十二次的频率“学习”着。嘉宝对我视若无睹,埋头苦学,让我完全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感。偷看到第五百六七次的时候,我实在装不下去了,小声对嘉宝说:“出去喝杯饮料吧。”嘉宝抬头看了我一眼,说:“我不渴,你自己去吧。”

我跑到图书馆门口,买了杯Müller果味奶,边喝边连抽了三根烟。过足了瘾后,我又回到三楼,准备继续倾情演绎发愤图强的上进青年。刚坐稳,我突然感到头晕脑胀,胃中翻江倒海。我试图压住迅速窜到嗓子眼的果味奶,可是呕吐感太过强烈,我只好用拳头抵住嘴,干呕了两声。嘉宝闻声,抬头看我。我见状,本想塑造出一副虽然与病魔做着残酷的斗争、却依然没有失去革命乐观主义的威武形象,无奈敌人实在过于强大,那副鬼样子估计比自杀未遂的日本战俘还落魄。“你怎么了?”嘉宝瞪大了眼睛问我。我用尽吃奶的力气,硬挡住第二轮恶心狂潮,脸色铁青地说:“估计我晕烟了。”

我跟抱着失散多年的亲人似的抱着马桶一吐为快。吐完三轮,我搂着马桶瘫倒在地上。此后,我无师自通地研制出一道暗黑食谱:恨谁的话,就趁他在喝Müller果味奶的时候,给他递烟,保证丫尼古丁中毒。

我扶着墙走出厕所。在门口等着我的嘉宝一把扶住我的胳膊,关心地说:“你脸色太差了,赶紧回家吧。”我把嘴里没吐干净的通心面残渣硬咽回到肚子里,鬼哭神泣地对嘉宝说:“我还想再学习一会儿。”

回到座位上,我颤颤巍巍地打开“宏观经济学”,读了不到十秒,只感到天旋地转,跟喝高的感觉如出一辙。“酒”壮怂人胆,我索性大大方方地抬起头,准备看嘉宝看到过瘾。不料双眼刚聚好焦,就发现嘉宝也正在凝视着我。我心中不禁感叹,她这双眸子又黑又亮,一看就知道特别爱吃鱼眼睛,是个聪明姑娘。“我劝你还是回家吧!”嘉宝跟我对视了几秒钟后,轻声对我说。我把脑袋摇得跟磕了摇头丸似的,摇完更晕了。“看不完一百页,我死也不走。”我态度坚定地说。如果我说话算数,估计真得死在图书馆里。嘉宝见我对学习的热情竟然达到奋不顾身的地步,不再劝我,而是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那好吧,别吐桌上。”我沉重地点点头。

读着完全读不懂的德文,天旋地转的程度雪上加霜。我一心想在嘉宝面前深情演绎纯爷们儿钢铁般的意志,只可惜我的意志力宛如棉花糖,演到半途,我情不自禁地用脑袋垫着“宏观经济学”昏然睡去。

那天,山城长期阴霾的天空忽然变得晴朗、透蓝,万里无云,我坐在学校小山坡的草地上等嘉宝下课。小风吹过,我的头发随风飘逸。“这形象肯定会迷死嘉宝。”我自恋地想。不料风越刮越猛,吹得我的几乎睁不开眼。我努了半天力,终于睁开眼睛,嘉宝的脸与我的脸相隔不到半米,她正在用力地冲我脸上吐气,见我醒了过来,小声跟我说:“你呼噜声太大了,还说梦话。”我赶紧用双肘撑起上半身,发现“宏观经济学”上沾满了口水,心说,算是让这本倒霉书沾沾人气吧。嘉宝抱着厚重的学习材料说:“我回家了,你也回家去睡吧。”我擦掉嘴边的口水,对嘉宝说:“要不晚饭一起吃?”

走出图书馆,我才发现已经晚上十点多了。清爽的空气使我的精神为之一爽。我和嘉宝穿过黑乎乎的校园,来到公车站等车。“真不一起去吃饭啊?”我垂死挣扎道。嘉宝摇摇头:“家里还有剩饭,而且明天要上一天课,晚上打工,今天想早点睡。”“你在哪儿打工?”我抱着“宏观经济学”问道。嘉宝告诉我,她在一家土耳其人开的快餐店打工,一周去三次。我对土耳其人印象颇差,直言不讳地提醒嘉宝,小心土耳其老板耍流氓。嘉宝笑着说,你少杞人忧天,老板是个和蔼的老爷爷,他的妻子和女儿都在店里帮忙,如果下班晚,他还会开车送我回家。我本想说:“人越老越好色,我爹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五十多了还在外面包二奶,差点儿被我妈用大耳光子扇成猪头。”不过考虑到家丑不可外扬,于是作罢。

嘉宝的公车先到,车门快闭上时,我才想起来问她:“你打工的那家快餐店在哪儿?”嘉宝说:“就在市中心的……”话音未落,车门已经闭上,公车呼啸而去,留下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独自等车。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