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中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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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霸王别姬》《活着》、《阳光灿烂的日子》和《一一》视为最好的五部华语电影。它们有的讲述青春,有的讲述成年,有的从青春讲到成年。所以我喜爱它们,虽然发生的背景不同,但这些电影里的青春都有同样的张狂和残酷,然后在岁月里分崩离析,散落成碎片,再然后像俄罗斯方块那样被码好,整整齐齐,这时大家都已经长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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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杨德昌的电影时,我总是会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放在前面,《一一》放在后面,强迫症一样,认为这样就会是杨德昌要讲给我的完整故事:一切始于张震饰演的小四,终结于吴念真饰演的洋洋爸,那个略微秃顶的男人眉头紧皱,正是我心目中中年男人的写照。小四,那个提刀杀人的小四,如果没有杀人入狱,也会变成这个样子。再后面的事我不敢想,我倒不害怕什么年华老去,而是怕自己看这些电影时再不会激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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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从来没完整的看完过《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四个小时太特么长了,碌碌中年哪来这么多时间。但我总在断断续续地看,每次看都会安静下来,在粗糙模糊的画面里,一遍遍温习青春。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时代背景与大陆七零后一代的成长背景何其相似。所有人都正在被时代碾过,父辈们在变革中身不由己,而我们在张惶失措中接受完全不同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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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牯岭街是个叫天津小海地的地方,如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的眷村。那里有我们的青春记事簿,我们在那里学会怕,学会爱,那里不止是我们的牯岭街,还是我们的缅因州,是我们的布鲁克林,是我们的小樽。

那里有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电影里极其相似的场景。如果你在夏天的夜晚经过松江里居民小区的小花园,你依然可以在昏暗路灯映出的树影里,看到少年情侣的身影,他们在不懂得爱的年纪里爱着,在树影里保持着距离并沉默。或者你可以看到暗影里闪着几个忽明忽暗的烟头,少年们蹲在地上,向地上啐一口因抽烟而苦涩的口水,然后唱:“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 这些少年,后来成为了杨德昌,贾樟柯,岩井俊二,史蒂芬.金,马丁.斯科塞斯。这些拍电影的人,无一例外的对自己成长的地方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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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里,贾樟柯有和我最为相近的成长经历。我们同样有浓重的录像厅情结。以录像厅门口扩音喇叭里传出的香港电影的音乐和对白作为背景音的场景不断在贾樟柯的电影里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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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喜欢用录像厅时代来命名那一段岁月。在我小学四年级前后,录像厅像是一个突如其来的礼物,前所未有,无以伦比。

《侠影留香》里面的孟飞白衣玉带,潇洒出尘,打小贼手中刀从不用出鞘。《警察故事》里成龙沿着商场大吊灯跳下之前大喝一声为自己打气。《英雄本色》里面小马哥被反骨成迎面一拳打得反仰了过去,回过身来鼻血长流,我在下面则看得心里"噢"的一声,满是英雄落寞的悲凉。

街道文化站的楼下,是台球厅与游戏机房,楼上就是录像厅。二十寸的彩色电视机,十几排勉强保持整齐的不锈钢红胶面折叠椅子。未加修饰的水泥地散发出阴冷的潮味,和劣质香烟味混合在一起,成为某种味觉印记。在这样的环境里,现实的波澜起伏有时会和录像里的故事重叠。

有时候,录像看到一半,会有一个脸带伤痕的少年在走廊外面探头探脑,身旁两个面目凶悍的青年,朝里面点一下头:“没事儿,进去找。” 于是脸上有伤的少年走进录像厅寻索一圈,闪烁的目光只在看录像的人们脸上,一闪即逝。正在看录像的人们若无其事,稳如泰山。我却被走廊透进的杀气搅的心神不宁,眼神假装看着录像,心里却暗暗祈祷这个寻仇少年不要认错人。人没有找到,少年和青年离开,现实中的好戏收场,录像里的好戏继续。

“录像厅里有个人走过我身边的时候,军大衣的衣角扫到了我的手,扫的我手骨头都疼。” 我的一个发小狗熊当年这么对我说,”那是因为他军大衣里缝着一根铁条!” 狗熊用充满肯定及崇拜的语气告诉我。他的语气让作为听众的我多年来一直对这个场景深信不疑并满心崇拜:一个出没于街道文化站录像厅里的年轻人,身上穿的绿色军大衣的夹层里缝着一根铁条,只为了打架时能够出其不意击倒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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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回来,和已经四十岁的狗熊相聚,他儿子刚满月。我对他提及这段往事,他点了点头,严肃的说:“那时候,文化站里是有几个人物。”

我不禁哑然失笑。

想起二十多年前那个周二的下午,我和狗熊、老四等几个人在录像厅门口排队准备入场时被几个年纪比我们略大的小混混暴打。狗熊含着眼泪,怒不可抑,带着我们到处找人找回这个场子。

最终他找到了老董。老董是个成年人,听了狗熊的讲述,他支好自己的自行车,摇了摇头:“你们小孩儿的事……” 犹豫了一下,还是跟着我们走了。路上狗熊得意洋洋的对我们说:“他叫老董,外号‘闪电手’,打架的时候出手像闪电一样快!”

前不久我看徐皓峰写的《逝去的武林》时,脑子里就出现了狗熊当时说这句话时的场景。和那根缝在军大衣里的铁条一样,“闪电手” 这个绰号让我忍不住产生了丰富的联想:老董找到那几个小混混,出手如电,左右开弓,扇了他们每人两个嘴巴。小混混们嘴角泛血,噤若寒蝉。

这一次,现实和想象出入不大。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这场风波,那个下午录像厅两场连映的片子我只看了后一场,是台湾剑侠片《一代天娇》。第一场放映的片子被我错过了,是一部片名奇怪的香港武侠片《蝶变》。

那时候我不知道徐克是何许人也,更不知道香港电影新浪潮。如果没有这次的错过,也许我就能在《东方不败》和《新龙门客栈》之前感受到武侠电影的沧海一声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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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变》一直在我的移动硬盘里,至今没有看。很怕它就像当年赌神高进嘴里的巧克力,可以随便吃的时候,却没有了当年在录像厅里看 “赌神”时对巧克力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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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克力没有变,变的是我们的欲望。

所以我一直对自己不可避免的成为一个成年人而耿耿于怀。

《致青春》,《那些年》,在青春电影里青春通常有着相同的美好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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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却以不同的形式结尾:《美国往事》里"面条"最终强奸了儿时偶像黛博拉。《朋友》里东素被发小元瑞派去的人捅了三十多刀,死前他对杀手说:“够了,你可以走了。”《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马小军意图强奸米兰未遂,米兰问马小军:“你觉得这样有劲吗?” 马小军吼道:“有劲!”

以上种种场景里,他们都认输了,对无力阻止生活的崩坏而感到沮丧。

其实就是老了。

小时候我能从父亲和其他中年男人身上闻到一种味道,特别是夏天穿着衬衣的时候,是混合着汗味的一种风霜味,为中年男人所独有。看《牯岭街》和《一一》的时候,我可以百分百确定小四的爸爸和简南俊的身上都有这种味道。而现在每到天热穿衬衣的时候,我能清楚的闻到自己身上传来的那种中年的味道,无从遮掩,无处躲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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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里面有句著名的台词:“电影的发明使我们的人生延长了三倍。” 我们曾像《一一》里的洋洋一样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站在旷野里看星垂平野,对着星空无端感动。我们曾像《牯岭街》的小四一样莫名烦恼,耳畔有夏日蝉鸣,鼻端有槐树花香。像《情书》里的藤井树一样暗恋,阳光透过窗户穿过教室,藤井树们的目光穿越彼此。像《一百元之恋》里的一子一样被生活揍成猪头,即使“好想赢一次啊” 也还是会被打趴下,但获得了和对手彼此拍肩的资格。像洋洋爸一样踽踽前行。最终又回到了洋洋面前,洋洋在电影里说:我觉得,我也老了。

属于七零后的青春电影似乎已经散场,从某个燥热的夏天开始,我闻到了自己身上有父亲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