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德国海关的爱恨情仇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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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德国生活了二十多年,经历过不少稀奇古怪的事,而其中最让我苦笑不得的还是跟德国海关的爱恨情仇。

对于我们这种普通老百姓而言,能与德国海关打上交道的主要场所是德国机场,接触领域主要是退税和出入境。

作为持有德国长居的我在德国没有享受退税的权利,不过帮很多来自国内的客户和朋友在机场办理过退税。每次我都对退税者再三叮嘱,一定要把税单叠得整整齐齐,笑容可掬地递给海关警察,让他们感受到中国人民春天般的温暖,否则人家想要为难你太容易了,连几欧元的手霜都要你从箱子里取出来检查,既耽误时间又影响心情。

在德国机场入境方面,我也颇有心得。托运行李出口的海关警察会对入境者进行随机抽查,这时你表现得越坦然,被抽查的概率就越低,甚至哪里海关警察多,就从哪里出,擦身而过的那一瞬间,最好勇敢地看向海关警察的眼睛,对其报以自信的微笑,宛如一位无愧于天地和德国法律的合法公民。

我以前经常得意地对亲朋好友说,我在德国出境的时候,从来没被开箱检查过。那时的我并不明白一个道理:话说满了容易遭雷劈,动物遭雷劈是渡劫成仙,普通人遭雷劈纯属倒霉。

几年前,我和德国海关相敬如宾的和谐关系戛然而止,蓦然进入到水深火热之中。

故事还要从头说起……

那年夏天我回国度假,临回德国的前一天,武哥在微信上拜托我帮他带一箱餐馆用的茶树菇回来。我回他说,我的机票只能带两个托运箱。武哥表示这不是问题,他在北京机场托人给我加一个行李。话说成这样,我也不好拒绝,就答应了。

武哥托他表哥把箱子送到我下榻的酒店(那时北京直飞杜塞尔多夫的航班起飞时间是中午十二点左右,为了方便,我每次都提前一天住到机场旁边的酒店),我在房间里打开箱子,多少有点被里面那两个裹着保鲜膜、由风干茶树菇组成的巨大立方体震撼到了。风干茶树菇立方体散发出一股奇怪的味道,周边的缝隙中还塞满了瓶装鸡精。

我脑中冒出一个疑问:这场景要是被德国海关看到了,会不会惹麻烦?不过转念一想,哥们儿凭着丰富的理论知识和高贵的气质,怎么可能被海关开箱?以前不会,以后也不会。相通此节,我合上箱子,踏踏实实地倒头便睡。

德国时间傍晚六点左右,航班顺利抵达德国杜塞尔多夫国际机场。我从传送带上取下三件硕大的行李箱,搬到行李车上,跟飞机上偶遇的女性友人挥手告别。女性友人惴惴不安地对我说:“我带了好多肉,待会儿不会被查吧。”我不屑地对她说:“坦然点儿,自信点儿,保证没事儿。”说罢,我潇洒地推着行李车走向出口。

出口处站着若干表情严肃的海关警察,用审视毒贩的眼神观察着每一名走过的乘客。我昂首挺胸地推着行李车走向海关警察人数最多的那个出口。推到离其中一个戴着眼镜的、看上去文质彬彬的海关警察不到两米的距离时,我用带着关爱的眼神看向他的眼睛,嘴角荡起一丝略带优越感的微笑,甚至冲他居高临下地点了点头,仿佛我不是一个过客,而是一名微服私访的首长,温情对夜里站岗的小战士说:“小鬼,辛苦了!”眼镜明显被我强大的气势所震慑,不由自主地也冲我点了点头,紧接着伸手拦住我说:“请跟我进来一下。”

我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迎来了理论金字塔的崩塌和第一次被海关开箱检查的人生经历,只好乖乖地推着行李车跟眼镜走进设在出口处中间的检查室。

眼镜态度很客气,问我都带了什么。毕竟是第一次,身为黄花大闺女的我努力让自己看上去像个熟女,语气轻松地说:“书、玩具、零食。没有违禁品。”“我们看看就知道了。”一个高个警察从我背后走进来,不容置疑地说。我耸了耸肩,把其中一个行李箱抬到检查台上,同时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装着茶树菇立方体的行李箱,心中浮起一丢丢不祥的预感。

高个问我,有没有带肉制品、植物、烟和酒。

临行前一天,朋友专程给我送来两大包十分美味驴肉,飞机上的供餐量很小,吃完没一会儿我就又饿了,想到那两大包驴肉,回家以后可以闷点米饭就着吃,也可以买两张土耳其大饼夹着吃,或者煮点面拌着吃,口水险些流到胸口。坐十个钟头飞机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多亏有那两包带给我无限幸福感的驴肉,否则真不知道该如何撑下去,那两包驴肉仿佛不再是单纯的两包驴肉,而是我精神的寄托,灵魂的伴侣。

此时此刻,面对高个,我怎么可能轻易就出卖灵魂伴侣,于是斩钉截铁地说:“有一条烟,两瓶酒,没植物,没肉。”高个点点头,让我打开了第一个行李箱,正巧也是承载着我灵魂伴侣的那箱。

箱子里的东西很杂,有书、漫画、衣服、玩具和各类小吃。我侥幸地以为,高个只会浅尝辄止地随便看看,没想到这孙子是个慢工出细活的人,把箱子里的东西一样接一样地翻出来,挨个端详,就差用显微镜研究细菌分布了,不一会儿就发现了那两包用锡纸密封包装的驴肉。我刚想解释这是香料块,突然看到包装上贴着一张我装箱时主观忽略掉的产品图片,图片上画着的哪怕是一只活驴都有机会周旋一番,结果上面画的是一盘香喷喷的驴肉。

高个捧着两大包至少够我吃四顿的驴肉,小人得势般地问我:“这是什么?”为了给我的精神伴侣留下死前最后一分尊严,我说:“好像是牛肉。”高个歪着脑袋问我:“您不是刚说没带任何肉制品吗?”我忍着心中的悲痛,强词夺理地说:“这应该是我妈塞进来的,我不知道。”高个冷笑了一声,说:“这个必须扔掉。”我无奈地耸耸肩说:“如果是必须的话……”高个把驴肉扔进垃圾桶的那一瞬间,我们彼此之间本来就很不牢靠的信任也随之土崩瓦解。

在第一箱中高个还搜出来一条中南海,摆在一旁,我心中倒吸一口凉气,话说技高人胆大,我因为从未失手,所以在带烟方面比较大胆,这次回德国除了一整条中南海,还把一条打散放到了另外一个行李箱中。果不其然,高个在检查第二个行李箱时,轻易便查获到另外那十包散烟。人证物证齐全,我只好低头认罚,为一条价值不到二百人民币的中南海缴纳了大几十欧元的罚款。

高个连续在两个行李箱中都有收获,斗志盎然,指了指第三个箱子,兴奋地说:“继续!”我刚折了灵魂伴侣又赔了一条烟,心态进入到破罐破摔模式,心说爱咋地咋地吧,用力把第三个行李箱甩到检查台上。

当两个茶树菇立方体赤裸裸地暴露在高个和眼镜的眼前时,他们都看傻了。眼镜之前的戏份很少,一直默默地站在我身边,这时却展现出一名优秀的海关稽查人员应有的专业素质,眼虽然傻了,身体却缓缓地移动到我身后,挡住我逃生的唯一通道。

“这是…… 什么?”高个强压住心中的激动,尽量平静地问我。我再次耸了耸肩说:“蘑菇,吃的。”高个盯着我看了好几秒钟,从腰部掏出对讲机嘟囔了几句。不一会儿,一个留着中分发型的海关警察走进检查室。

他看到两个立方体,先夸张地吹了一声口哨,接着问我:“这是什么蘑菇,干什么用的?”我的德语水平可以说是非常不错,但在有些领域却有着非常明显的盲点,蔬菜就是其中一个重灾区,西兰花用德语该怎么说我都想不起来,更别说是茶树菇了,只好说: “我不知道它的名字用德语怎么说,但是这些蘑菇是用来吃的。”中分挑了挑眉毛说:“为什么带这么多?”我赶紧说:“这是我朋友托我带的蘑菇,他是开餐馆的,所以量大。这样吧,我给我朋友打个电话,问问他这蘑菇叫什么。”

拨通电话后,电话那边响起武哥懒洋洋的声音。我赶紧对他说,哥们儿因为你那些茶树菇被海关给扣了,茶树菇德语怎么说?武哥说,我他妈哪儿知道去?我想也是,武哥的德语水平仅够生活勉强自理,问他也是白问,于是说,算了,我自己解决吧,反正我跟他们说这蘑菇我是给你餐馆带的。武哥突然很激动地说:“不能他妈说是餐馆用的,就说是自己吃的。”

放下电话,我对面前三位海关警察说:“我朋友也不知道这蘑菇叫什么。这蘑菇是用来自家吃的。”我最后这句话纯属画蛇添足,分头立刻抓到破绽,问我:“刚才不是说给餐馆用的吗?”我赶紧解释:“我那朋友确实是开餐馆的,但是这蘑菇不是给餐馆的,是用来自己吃的。”高个插嘴道:“这么多怎么吃得了?”我看着杀驴仇人,没好气地说:“据我所知,他很爱吃蘑菇。”

分头盯着两个立方体看了好半天,突然说:“看着真的很像Magic Blue。”我虽然不清楚Magic Blue具体是什么,但拿大腿根思考都知道那玩意儿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分头看着我说:“你知道毒蘑菇在德国是违禁品吗?”我有点着急了,说:“问题是我这些蘑菇是用来吃的。”分头接话很快:“毒蘑菇也是用来吃的,吃完就high了。”我觉得我跟他们说不清楚了,摆了摆手说:“这样吧,我让我朋友直接跟您沟通吧。”

再次拨通武哥的电话后,武哥立刻接起电话。我跟他说,你直接跟海关解释吧,我是沟通不明白了。武哥痛快地应道,走着!

让武哥跟海关直接沟通也许是我生命中最失败的决定之一。

我把手机递给分头。分头太损了,笑嘻嘻地问电话那头的武哥:“请问这箱子里的蘑菇是Magic Blue吗?”

在学生时代,我是Wuppertal学生宿舍的管理员,专门负责管理中国留学生住房事宜,有一次房管处的工作人员对我说,你们中国人真的很有意思,明明没有听懂我在说什么,却很爱说Ja(是),我问他们听懂了吗?他们说Ja。我问他们,你们从哪里来?他们也说Ja。我说那你们一人给我三千欧元吧!他们还说Ja。我跟他解释,中国人好面子,怕你觉得他听不懂,所以才这么回答。

武哥可能也是个好面子的人吧,明明没听明白Magic Blue是什么鬼,却在电话里用最坚决的语气高声回答道:“Ja!”声音之大,连站在一旁的所有参与者都听到了。我不禁感叹,中国人真是能被面子给害死。

分头对电话那头的毒贩说了谢谢,轻轻地把手机放到检查台上,举起张开的双手,收起之前的笑容,严肃地对我说:“请您现在把双手放到台子上。慢慢放上来。”我目测这帮海关警察腰上别的枪应该都是真家伙,丝毫不该怠慢,把手缓缓地放到台上,生怕速度稍快,人家以为我想怎么着,拔枪把我这名远近闻名的大毒枭给当场击毙。

我刚把手放好,眼镜便用力地把我的右胳膊拽到背后,往手腕上套上一个冷冰冰的物件,不看也知道肯定是手铐,接着他把我的左胳膊也拽到背后,给我摆出一个赶赴刑场的造型,就差往脖子上拴根粗绳了。与此同时,检查室里又疾步走进来一个岁数挺大的便衣大爷,光看气质就知道这位大爷肯定是一个领导。

我一看领导来了,精神头立马就上来了,挺着脖子说:“你们到底想对我做什么?我不过是带了一箱子蘑菇,吃的蘑菇!”大爷没理我,趴到立方体跟前踅摸了一会儿,扭头问我:“这是什么蘑菇?”我非常不满地高声说:“我要是知道,我早告诉你们了。问题就是,我不知道这个蘑菇叫什么。我只知道这些蘑菇是用来吃的,吃完了也不会出现幻觉,更不会high,只会吃饱。”大爷冷冰冰地说:“您既然不知道是什么,为什么会帮人带?”我气不打一处来,激动地说:“我给我朋友带的,我朋友是开餐馆的,我是开旅行社的。我们都是从来没犯过法的人。”大爷依然冷冰冰地说:“这个我们待会儿就知道了。您现在跟我走吧。”

眼看着我就要被带走了,忽然从隔墙另一面探出一个头对大爷说:“你们走之前,能让他先帮我当一下翻译吗?”大爷看向我,我点点头表示赶赴刑场前可以助人为乐一下。

我们绕过检查台,来到隔墙另外一面,只见检查台上摆着六条七彩缤纷的香烟,检查台后面站着一个六十多岁的中国老大爷。海关警察让我告诉老大爷,他只能免税带一条烟,其他的几条要交罚款。我把话翻译给中国老大爷听。中国老大爷一听火了,嚷嚷道:“为什么要罚我款?上次我儿子来,带了十条都没事!”我和气地跟中国老大爷说:“这话我就不帮您翻译了,您听我的,交钱走人,否则就是我现在这样的下场。”说着,我扭身给中国大老爷炫耀了一下手腕上的手铐。大爷顿时语塞。

被带到海关办公室后,大爷把我从反扣调整成正扣,让我坐到走廊的椅子上,并把我的手机放到一个透明的塑料带里。放进去那一霎那,手机开始亮屏震动,显示出王乐乐的电话号码。王乐乐是我哥们儿,来机场接我,估计等了半天不见人,打电话过来询问。

大爷问我,这是谁?我说,是一个姓王的朋友。大爷继续问,这个王先生认识武先生吗?我不假思索地说,认识!大爷刨根问底,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我有点不耐烦地说,王先生就是来接我的,跟那蘑菇没关系。大爷不慌不忙地说,我没说他跟蘑菇有关系,我只想知道他跟武先生是什么关系?我冷笑了一下说,我们经常一起打麻将,麻将是中国传统…… 大爷打断我说,我知道什么是麻将。

我为麻将在国际上得到认可感到十分欣慰。

我不知道一箱子蓝色魔术(Magic Blue)放国内够不够判死刑,但我知道这事放在哪国都算是大案。大爷为这个大案真是操碎了心,一会儿走进办公室,关上门打电话,可能为了防止让我听到谈话内容,故意把声音压得很低,一会儿走出来问我几个问题,问题相当琐碎,重复性极强。我耐着性子一一作答。

大爷再次走进办公室,久久没出来。另外一个敞着门的办公室里传出欧冠联赛的开场音乐,我这才想起来今晚是欧冠决赛。身为球迷的我忍不住站起身,靠到办公室门框上,探头看向办公室里的电视屏幕。坐在办公室里看球的海关警察看到我挺不把自己当外人,气不打一处来,冲我高声说:“请您坐回去!”寄人篱下,我只好乖乖坐回到走廊的椅子上,播球那个办公室的门随即被狠狠推上。

大爷过了好半天才又推开门,提出一个刚刚才问过的问题。我回答完问题,不耐烦地说,您找个人过来化验一下不行吗?我还要在这里呆多久啊?大爷说,今天太晚了,没人可以化验。您先别着急,我们正在安排。说罢,他又走进办公室。

大爷再出来的时候,还没等他张口,我先说道:“能让我上个厕所吗?”大爷愣了一下,叹了口气,很不情愿地说,跟我来吧。我心说,上个厕所你叹鸡毛气啊,又不是让你欣赏我上厕所。

他并没有给我带到普通厕所,而是一个面积不小的房间,房间正中央摆着一个四面被玻璃罩住的马桶。我看了看玻璃罩,又看了看此时此刻在我心中毅然成为了一名老变态的大爷,不知所措。大爷表情严肃地对我说,请吧。我战战兢兢地打开玻璃门,进入到玻璃罩里,慢慢翻开马桶盖,边解裤子拉锁边偷看大爷。大爷依然表情严肃地注视着我,宛如一位欣赏妓女宽衣解带的老嫖客。我从小有个毛病,被人看着尿不出来。我尽量让自己背对着大爷,努力让脑中浮现出大海的景色。

我很庆幸只是小便,否则我和大爷都会有终生的心理阴影。

上完厕所,大爷又走回办公室,我坐在走廊里发呆。过了不知道多久,大爷才打开办公室的门走出来,办公室窗外的天都蒙蒙黑了。大爷对奄奄一息的我说,现在我们要送你到警察总署,继续配合调查。我大脑处于麻木状态,根本没太多思考“警察总署”这四个字的严重性,只是心想换个环境换个心情也好。

把我押送到警车上的这一路,只能用拉轰来形容。一名海关警察推着放有两个行李箱的行李车走在最前面(茶树菇立方体箱被留在海关),戴着手铐的我身后紧跟着大爷和另外两名便衣,此时如果有配乐,一定是“英雄本色”的主题曲。周边过路人纷纷向我投来好奇的目光。我睥睨着那些蝼蚁般的老百姓,心说看特么什么看?老子手上十几条人命,再看杀你全家!

走到警车前,海关警察很不人道地让我自己用戴着手铐的双手把行李箱抬到行李箱里,多少让我这个黑道大哥脸上有些挂不住。抬完行李,我跟大爷要求抽一根烟。从进入北京机场算起到现在,我已经有十好几个小时没抽过烟了。大爷说:“您为什么不早说呢?早说的话,我早带您出来抽烟了。抽吧!”

我忙不迭地从裤兜里掏出一包中南海,从中抽出一根。“能借个火吗?我把打火机在北京机场交掉了。”我手里夹着烟对大爷说。“北京机场还收打火机呢?”大爷有些诧异地问。“是啊,而且中国机场可能是全世界唯一不设吸烟区的机场。”我说。“太不人性化了。”大爷摇着头从兜里掏出打火机,帮我点着了烟。

这一口烟抽得实在是太深了,抽得实在是太美了,抽得我感觉灵魂都快出窍了,身体摇摇晃晃地靠到旁边的路牌杆子上,甚至有要瘫倒的趋势。大爷看出不对劲,惊恐地指着我说:“烟里放什么了?您是不是想自杀?”我用戴着手铐的双手乱摇着说“没有!我晕烟了。”

抽完烟,我跟大爷惺惺相惜地握手告别,随后坐上警车,在夜色中向警察总署飞驰而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