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德国海关的爱恨情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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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车开到地方以后,我才惊诧地意识到,所谓的“警察总署”是NRW(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警察总署,系警察体系最高部门。德国宪法规定,警察属于州级公务员,警力完全由州政府进行支配,据说这么设定,是为了防止德国如果再次出现希特勒那样的人物,每个州都具备武装力量进行抵抗。此地界也是NRW内政部所在地,以前我作为随团翻译陪同国内公务团到这里拜访过,那时迎接我的是鲜花和美女…… 好吧,没有鲜花,也没有美女,内政部的接待人员是俩中年妇女,长得就跟公务员似的,但毕竟是也被请来的,不像这次,是被押送来的,眼前只有冰冷的镣铐和黑压压的一片二战时期的旧楼。

我从警车走下来,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独自把两个行李箱从车上卸了下来,艰难地推进警署里。警署内部装修古老,透着一股股阴森之气,令人脑中不禁浮现出曾经在影视作品中看到的盖世太保、中美合作所和渣滓洞等各类血淋淋的拷打片段。

实话实说,在杜塞尔多夫海关的时候,我心中的气大于怕,到了这个地方以后,气立马在空气中蒸发了,只剩下怕了,还有一股冲动,想哭喊着抱住押送我的海关警察叔叔的大腿,说哥们儿早已厌倦了黑道大哥生涯,现在只想乖乖地卸甲归田,凑钱做个小生意,过完与世无争地度过余生。

警署的电梯很小,我那两个大箱子的体积又极大,我推着箱子上去以后,几乎没有其他人的容身之地。随行的三名海关警察讨论了一下,其中一人拼命挤进电梯,与我几乎贴面,另外两人则是选择爬楼梯。

下了电梯,海关警察带我走进一个灯光昏暗的狭长的走廊,我仿佛听到从两旁审讯室中传出的此起彼伏的惨叫声。走到走廊中间,一名瘦高、身穿牛仔裤和白色衬衣的中年刑警从办公室里走出来迎接我们。他先是上下打量了我一番,问道,您就是高先生吧?我说,是的。出乎意料,白瘦很客气地伸出手要和我握手,我受宠若惊,赶紧举起双手,和他握了握。

白瘦让我把箱子放到对面的办公室里,然后把我带进他的办公室,请我坐下,还给我倒了一杯冰镇可乐。那天的天气很热,在海关里关着的那好几个小时中,根本没人想起来给我水喝,我光顾着跟烟瘾做斗争了,也没觉得渴。此时此刻,一杯冒着泡泡的鲜活的可乐摆在我面前,口渴的感觉立刻爆棚,还没等我来得及拿起可乐,只见白瘦抄起我眼前的杯子,把可乐倒到地上,奸笑着说:“不说,就不给你喝。”打住打住!以上是我根据众多电影情节的发展所推想出来的画面,在实际情况中白瘦并没有做那么操蛋的事儿,但为了预防万一,我忙不迭地把整杯可乐一口干了,生怕喝慢了就喝不着了。白瘦看我渴成那逼样,很贴心地又给我倒了一杯,我很有节制地只干了半杯,准备剩下半杯慢慢享受。

我正在回味可乐给我带来的满足感时,其他两名海关警察也走进办公室,白瘦给每个人都倒上冰镇可乐,其乐融融地和大家唠起家常,聊到天气问题,我还插嘴说,德国这天气不能叫热,北京最热都到四十度了,放一颗鸡蛋在地上,不一会儿就熟了。白瘦说,中国的天气我略知一二,我儿子在上海实习过半年。我一听他原来跟中国有这么紧密的关系,心中大喜,刚想继续攀交情,突然从门口气势汹汹地冲进来一个五大三粗的胖子。胖子脸色通红,穿着一件无袖体恤衫,活像个看场子的打手。他一步迈到我面前,用愤怒的眼神直勾勾地盯我看,胸口急剧起伏,仿佛我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前两天刚刚杀了他全家。我貌似勇敢地与他对视,实则吓得都快尿裤了,生怕眼神的一个闪躲刺激到胖子的某根神经,一拳打得我满地找牙。我悲观地认为,香港电影里嫌犯抱着电话簿挨榔头的待遇离我不远了。

“这么多毒品……”胖子抬起微颤的手指指着我说,“你知道你要坐多少年牢吗?”我可怜巴巴地看着胖子说:“我带的那些是吃的蘑菇,不是毒品。”“你怎么知道不是毒品?”胖子看上去努力在压抑想动手打我的冲动,“我看过照片了,就是毒品!”我恨不得让自己变成一个日本的卡通人物,然后展现出日本卡通人物特有的泪汪汪的、无辜的大眼睛:“这些蘑菇是我替朋友带的,我只知道是用来吃的。”“你都不确定带的是什么,你还帮人带?”胖子恶狠狠地说,“你等着坐牢吧!”说罢,胖子扬长而去。三名海关警察见状,也起身告辞,其中一个还跟我握手告别,说:“祝你好运。”听到这句祝福,我差点哭出声,好想对他说:“回去告诉我老婆(虽然我没老婆),如果再过几天我还没回去,就让她改嫁吧。”

办公室中瞬间只剩下我和白瘦了。白瘦也不再跟我唠家常了,先做了一下自我介绍:“我是刑侦组高级探员XXX。”然后开始给我录笔录。我受到胖子惊吓,一心想自保,努力配合,言之不尽,举一反三,详细地描述了接货方武哥的相貌身材、家庭背景、饮食习惯、业余爱好等,来机场接我的王乐乐也没能幸免,底细统统被彻底交代,生怕说少了让人觉得我不真诚。可惜涉案人员数量确实有限,坦白力度和空间严重不足。我好渴望这一切的背后是一个庞大的组织,让我有足够的发挥空间:“我们的领导是XXX,组织委员是XXX,接头暗号,交易密码,先别枪毙我,我还有好多情况没交代完呢……”人性的丑陋在这间办公室中被体现到淋漓尽致,我终于可以理解,在文革时代为毛有那么多人出卖亲朋好友,抗战时期为毛涌现出那么多汉奸。

白瘦提出的问题比海关大爷更加碎片化,重复性也极强。翻来覆去几次后,我慢慢开始领悟到审讯的艺术,那就是同一问题从各个角度反复提出,冷不丁提出,从罪犯反复的回答中试图发现破绽,毕竟撒一次慌容易,把慌一直撒下去很难很难。

我们就这样一问一答地聊了将近两个多小时,说得我口干舌燥,脑中一片浑浊。这期间,白瘦接到几个海关的电话,每次都让我去走廊里等,打完了再让我进去。

趁白瘦打字的工夫,我小心翼翼地问白瘦,以您的经验,我今天能回家吗?白瘦摇摇头,说这很难说。一阵恐惧袭上心头,看守所中各类犯罪分子的淫笑声令人不寒而栗,我看过一篇报道,在欧洲的监狱中,亚洲人很受欢迎,因为皮肤细腻,性格温柔…… “那能让我住一个单人房吗?我不太想跟其他犯罪分子一起过夜。”我可怜巴巴地说,宛如一名冰清玉洁的良家妇女。“放心!我们这里只有单人间。”白瘦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我本来还想问问牢房里能不能抽烟,但心想这样显得有点儿得寸进尺了,所以忍住没问。

又聊了一会儿,白瘦突然对我说:“武先生现在就在机场。”

听到武哥主动“投案”,我的眼泪都快喷出来了,之前对他将我推入罪恶深渊的不满之情顿时变得烟消云散,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什么叫亲人?这就是亲人!亲人来营救我了!

事后武哥给我讲,他跟海关说“Ja”的时候,正在朋友家吃包子,包子很好吃,是猪肉大葱馅的,放下电话也没觉得有啥不妥,认为海关最多罚点款就放我走了,没想到等到晚上九点还没有我的音讯,这才意识到恐怕是出事儿了。他还算负责任,没有守株待兔,直奔杜塞尔多夫机场海关而去。到了海关,他碰上的不是别人,正是大爷。大爷不愧是经验丰富的老同志,为了避免打草惊蛇,表面上和颜悦色地跟武哥扯闲天,还和他一同跑到外面抽了好几回烟,实则变相软禁和审问,再跟白瘦沟通,两头串供。武哥几次问起我的下落,他都支支吾吾,含糊其辞。他还跟武哥问起本起案件中最无辜的接机人王乐乐的情况,武哥告诉他,王乐乐等我等到九点,实在太饿了,于是回家吃饭去了。

“他们正在查蘑菇的名字。”白瘦对我说,“我先帮您把手铐打开吧。”听说要给我松绑,我的眼泪又一次快下来了,诚心诚意地对白瘦说:“谢谢您,您是个好人,您对我很好。”白瘦边给我开手铐边跟我说:“我干这行也有很多年了,对人还是有一定的鉴定能力的。在我看来,您这样的人确实不像犯罪分子。”从小打到,第一次有人说我不像坏人,让我特别感动。白瘦接下来的话很专业,基本完全中和了我的感动:“犯罪分子一般分为两类,其中一类三缄其口,只会说一句:‘我要找律师。’另外一类思维缜密,说话滴水不漏。您明显不属于两类人中的任何一类。”白瘦的意思要我翻译过来就是:您看起来并不是一个特别机灵的人,话却很多,但又没什么漏洞,说明说的都是实话。

这时,电话又响起来了,白瘦立刻接起来。我刚要起身去楼道,白瘦抬手示意我不用走,紧接着打开电话功放。“武先生在线,你们现在可以通话了。”白瘦对我说。我赶紧站起身,把脑袋凑到电话跟前。我并不想让武哥完全了解到我现在的状态(这逼样),毕竟在很多人心中,我是一个遇事沉着冷静、周身散发着睿智光芒的人(这都是我自认为的),所以故意用特别痞的口气对电话说:“我操,可算联系……”话还没说完,白瘦就打断我,用严厉的口气说:“说德语!”我赶紧摆手致歉,操着商务口吻用德语说:“哈喽,武先生。”武哥犹豫了片刻,说:“哈喽,高先生。”

我们哥俩认识了十几年,第一次用德语进行交谈,感觉在演戏。

我之前知道有那么几位来德国做项目的博士,他们在公共场合几乎不说中文,彼此之间对话都用英文,其中一位在微信上撩德国当地的中国妹子,也跟人说英文,说能认识你,It’s destiny(这是命运)。妹子见多识广,最烦装逼犯,调戏道:“你难道不会说中文吗?”博士用英文解释道:“在欧洲我用英文的频率远高于中文。”妹子毫不留情地怼道:“你长那么村儿,我还以为你身上唯一的优点就是会说点儿带有乡土气息的中文了。”我认为妹子怼得好,语言是用来沟通的工具,不是炫耀的资本,一个国家的人要用外文来证明自身素质,这个行为本身就够没素质的。

话说回来,我和武哥之间的这次对话绝对不是没有素质的行为,最多是被逼着没素质。

“你还好吗?”武哥关心地问我。

“我很好,你怎么样?”我中规中矩地回道。

“我也很好。”武哥友好地回复道。

白瘦眼看着这俩中国人慢慢悠悠地练上A1入门德语了,赶紧插嘴道:“武先生,我听说您查到了蘑菇的名称。”

武哥不急不慌地说:“是的,我和XXX(大爷)在网上查了很久,终于查到名字,叫Ackerlinge(茶树菇)。”

听到阿克灵这个词,我感觉我的眼泪在飞。亲爱的武哥,我跟你正式道歉,你的德语真的不差,虽然那个“Ja”将你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将我送进了刑侦组,但一个阿克灵却洗清了我的冤情,让你变成了救世主。从此以后,德语好不好,就考你知道不知道阿克灵是什么意思。

白瘦跟武哥说“你现在可以来接高先生了”的时候,我感觉噩梦终于醒了。

当武哥并不高大的身影在午夜时分出现在狭长的楼道中时,我眼中的他就是一座足以让我去依靠一生的高山。“瞧你丫那逼样……”武哥话音未落,我赶紧摇着手对武哥用德语高声说:“别说中文,说德语,德语!”

半个小时后,我被释放了。白瘦确实是个好人,一路把我送到武哥的车跟前。临别之时,他握着我的手说:“跟你聊天真的很愉快。等我退休了,一定要去中国看一看,也希望我们有机会再见面,当然不要以这种形式再见了。”我依依不舍地对白瘦说:“有机会我带你去他(指了指武哥)的餐馆吃饭,那里的北京烤鸭是全德国最好吃的。”

当晚到家已经凌晨一点多了。

翌日,武哥得到杜塞尔多夫海关通知,可以去取装有阿克灵的箱子了。他回家打开箱子,发现阿克灵的包装都没有拆,压根没拿去化验。

几天后,餐馆的三位老板一同请我吃饭压惊。其中一位老板老钱跟我正式宣布,为了纪念我的遭遇,从此餐馆那道与茶树菇有关的菜正式改名为“高源茶树菇”。这道菜在一年后停止供应,因为没有人再敢帮他们带茶树菇了,当然这是后话了。

茶树菇事件就这样圆满地落幕了。

我单纯地认为,我以后不再带茶树菇,就不会再跟德国海关扯上任何关系了,直到小貂事件的爆发。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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